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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庚廉政二、三事
时间:2015-03-11 【 字号: 】 点击率: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陈新杰

 

1949120,毛泽东主席给嘉庚先生发电报说,新中国即将诞生,全国新政协会议将召开,邀请嘉庚先生回国参政。嘉庚先生对新中国将建立乐满心怀,决定回国祝贺,并顺此考察解放区。对参政之事,爱江山而又没有坐享江山欲望的嘉庚先生给毛主席的回电中说:“蒙电邀参新政治协商会议,敢不如命。庚于政治确门外汉,国语又不通,冒名尸位,尤非素志,千祈原谅。”同年64日嘉庚先生回到北平(京),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伯达(集美校友,毛泽东的文字秘书)等中央最高层领导人都当面恳请嘉庚先生参政,但嘉庚先生仍是以是政治门外汉,国语又不通,承担不了重任,由衷推辞。之后周恩来、林伯渠、陈伯达、郭沫若、马寅初、黄炎培等党的中央领导人和党外的老朋友7人又先后分别再次到嘉庚先生下榻的地方劝说。最终嘉庚先生“固辞不获,勉为接受”邀请,被推选为开国政协会议的常委(共21人),由此这位已76岁的老人开始参政。嘉庚先生参政12年,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,廉政勤政,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。

严管左右 公车不私用

对下属工作人员,嘉庚先生不徇私情、严格管理,尤其是身边的工作人员。对失职渎职或财务不清、品质不好的人以及平庸无能者,一旦发现,他便立即严肃处理,毫不留情,有的甚至亲自要求政府给予严办。嘉庚先生很重亲情,因此族亲中有犯法的,该如何处理,政府相关部门都要征求他的处理意见,嘉庚先生总是让政府依法处罚,绝不袒护。嘉庚先生在人员的启用上是重亲唯贤,但在使用过程中,越是亲属,要求越是严格。如果有人犯错,谁要是以亲缘帮求情,谁就要挨严厉的批评。嘉庚先生的贴身秘书叶祖彬是其次子陈厥祥先生的结拜兄弟,受厥祥先生的委托而担当该重任,在工作中叶祖彬也深得嘉庚先生的青睐。195610月在接待来访的星马工商贸易考察团时,工作人员出了个小失误,结果嘉庚先生拿负责人叶祖彬是问,不但要叶祖彬写检讨,还在校委会的布告栏(黑板)写上:“令叶祖彬停薪一个月陈嘉庚”,给予停薪的严重处分。

嘉庚先生事必亲躬,回集美定居后,每日白天出门巡视督导学校建设,晚上在家办公到深夜(为指导厦门大学的扩建和华侨博物院的建设,不及十年写了250多封信)。从厦门岛的厦门大学到南安县的国光学校,从海沧鳌冠的石料场到龙海石码的砖瓦厂,无不留下他的足迹。当时海堤未修建,水路交通极不方便,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配备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辆小轿车给他,他不肯接受。去厦门大学,他与鱼、肉贩子同乘那人货混杂的小客轮;到国光学校,他买票搭乘破烂不堪的汽车。下车后,年已八旬的老人本应改乘轿子,可他就是不上轿,顶着夏天午间的烈日步行一个多钟头。至于要到采石场、砖瓦厂,嘉庚便顺搭那前往运货的小木帆船往来。至1957年已83岁的嘉庚先生自觉体力下降(此时病魔开始缠身),行动越来越不便,在大家的劝说下方接受政府配给的小轿车。嘉庚先生从不让儿孙沾他这国家行政三级高官的光。19584月嘉庚先生的第七子陈元济夫妇从新加坡回来探望老父亲,因嘉庚先生病情而延长了元济夫妇在厦的时间,护照只剩三天期限。当时又无飞机,怕超期限,乘专车到深圳是最好的办法。嘉庚先生病了,他的轿车(公车)并没用,可他就是不许用他的车送元济夫妇走,要元济夫妇仍旧乘火车到鹰潭再转广州至深圳。

严控招待费 严拒宴礼往来

嘉庚先生身为华侨领袖,全国政协副主席,为节省更多的钱,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上,他衣着朴素,家居简陋,就连伙食标准也只是每日五毛钱。回国参政,定居集美第一个月后,他发现校董会(当时集美学校的领导机构)一个月的招待费达500元,便严厉批评。于是他从自己做起,规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15元(当时学生在712元不等),来客每人每餐5角钱,严格控制招待费。1954223日,他在对学生的讲话中就以毛泽东主席批评会场布置鲜花,天色未黑就开灯是浪费行为为例,号召大家“应尽量节约,能省得来的就得省”。他不许别人提他的生日,就因他不让贺寿送礼多花费。1950年代嘉庚先生的80大寿诞辰日,他仍如常日平静度过。除了公务宴会,他从不接受吃请。亲戚朋友来,有留下用餐,他只让添加几个地方风味小菜。他到厦门大学建筑工地指导工作,中午到食堂与工人一起用餐,饭后到工地值班用房歇息。中央首长来探望,他要求工作人员买二毛钱糖果招待即可,从不设宴招待,送礼阿谀。为了回避拜年等应酬,每年的元旦、春节成了他到闽西、闽中、闽南各县考察的最好时机。可以一天来回的,一大早天未亮就出发,天黑才回来,第二天再往别的县镇走。不管到哪里去他都不让先打招呼,中午自备干粮在路旁选择一块干净的草地铺上报纸或倚在车身用餐;需要隔夜也是临时通知当地,简便住宿。第二天当地要安排招待,他总是马上推辞,上路离开。因为他对于宴饮送礼说过:“夫金钱浪费,必须寻得来源,私情既多公心难守……既有酒席情面,求事难以推辞,国家社会之败坏,病根多源于此。”“以丰礼示谀敬,层层贺送等于纳贿,官贪吏污,盖有由矣。”

用房面积小 设备简陋

来到陈嘉庚先生故居,大家对大华侨、行政级别仅次于国家主席、国家总理的陈嘉庚先生,住这栋二层小楼觉得是应该的,很正常。其实这幢小楼在嘉庚先生生前是集美学校委员会的办公楼,嘉庚先生个人只用二楼的一大一小两个房间,总面积不足30平方米。二楼其他厅室及一楼全是集美学校委员会各科室办公、开会的场所。嘉庚先生的用房,大的一分为二,前作办公室,后作卧室;小房间隔为两爿,前作餐室,后作洗手间。嘉庚先生虽然有不少珍贵的古董和名人的字画,可他把这些文物放在博物院(先前放在图书馆)供人参观,没留一件摆挂在自己的用房里(就当要摆设装饰也没空间,因为用房太小了)。办公室里摆着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,外加一对沙发而已。办公桌上一个带裂痕的茶杯倒扣着,底上粘着蜡烛,这就是停电后,嘉庚先生的台灯。沙发一只新一只旧,新的是因坏了而修理翻新。沙发扶手上横放着一块木板,嘉庚先生办公桌上工作累了,便移坐沙发上,横上木板当桌子又继续工作。客人来,嘉庚先生便让大家到校董(委)会会议厅,围着会议桌就座,这里就是嘉庚先生的会客室。

陈嘉庚先生故居,原叫“校主厝”,是19186月嘉庚先生的胞弟陈敬贤先生所建成,用来作为兄弟俩回国办学的住所。19394月该楼为日寇所炸毁,1950年嘉庚先生回乡定居后只得蜗居在集美学校董事会(后称集美学校委员会)的办公楼(称校董厝)二楼东南角的房间里。因为起居与办公都在一个房间太过拥挤,大家建议重修“校主厝”让他使用,可是他交代建筑部,待校舍全修建后,有剩余材料再去修复。后因集美镇政府没办公场所,便商借嘉庚先生的旧居以修复使用,嘉庚先生毫不犹豫,一口答应。直至1958年集美镇政府自盖办公楼,方归还。至此嘉庚先生才随集美学校委员会搬迁回旧居。

事必亲躬 精简人员

嘉庚先生身为国家行政三级公务员,政府原为他配来了一套秘书班子,可他不接受,身边只留下生活(私人)与政治两位男秘书,没再独立设立办公室,事无巨细全由自己处理。据嘉庚先生的政治秘书张其华说,嘉庚先生对往来信函文件都亲自处理、作复,也不让别人替他写讲稿,每次大会发言或作报告,一定是自己准备,构思写好提纲再上台发言。

1950年代,厦门是海防最前线,集美与大金门岛也只有一水之隔。当时的敌人,恨死憎爱分明的嘉庚先生,派遣飞机对集美学村进行狂轰滥炸,嘉庚先生回集美定居后还派遣特务妄图暗杀他。人民政府为了他的安全为他配备了一个警卫排的部队。嘉庚先生出门,一个警卫班便要前开路后护卫跟随,可嘉庚先生总是不让警卫班前呼后拥,最后政府只好撤退警卫排,只留一个警卫员林和成在他身边,一个警卫班守卫他的住处。

在财务上嘉庚先生实行的是一支笔一双手的管理方式,人员精简几乎至超极限。一支笔是全由他亲自审批,一双手是他只指定一个人来办理,尽管开支项目繁多,数额巨大。当年,嘉庚先生在集美直接领导的有三个机构:集美学校董事会(1956年始为集美学校委员会)、集美学校建筑部、集美社公业基金理事会。学校董事会是原有的设置,照旧运作;建筑部是为大规模扩建集美学村而建立;公业基金会为改善集美民生而设置。建筑部与公业基金会虽是两个管理机构,但公业基金会从领导到财务人员的五个成员全是兼职,没设编制,没有办公场所(具体业务到兼职的财务人员办公处办理)。建筑部要管理学村的各个工地建设,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;员工最高峰时有1300多人。这样大的单位,管理机构嘉庚先生只安排三个人在办公室办公,一位主任,一位财务,一位建材总仓库保管。工程师有图纸设计方在办公室,其余时间与其他技术员、工程管理人员一起都在工地办公。公业基金会的业务包括了集美社民房(解困房)的勘测建设,手续办理及租赁租金的收缴、扶贫的无息贷款办理、全社民众医疗费减免的就医办理、救济金和每个学生每月助学金的发放。这些业务全由他指定的会计陈天送先生一人办理。这些业务,其工作量已够大了,可嘉庚先生还要陈天送管理工作量更大的建筑部财务。那么大的建筑部所有的建筑费用、员工工资等只要嘉庚先生一批下来,陈天送就要发放,就要做帐。陈天送这么大的工作量现今至少也要四个人去做,然而他不但一人完成,还一点差错也没有。嘉庚先生事必亲躬启用贤才能人,机构用人精简的举措是值得借鉴的。

嘉庚先生生病后,政府安排的,包括政治秘书在内的工作人员(除一个警卫员外)都让他们回单位上班,身边只有一个私人生活秘书和一个警卫员。他的后裔回来探望,可他总是以亲人没有医护能力,多逗留会增加费用,要他们赶快回去,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。八十多岁的老人子孙在旁伺候本是人之常情,可嘉庚先生却不让伺候。嘉庚先生的第八子陈国怀,带着儿子陈联辉回到集美,嘉庚先生说他们不是医生护士,回来做什么,不许他们回来吃闲饭。孙子到侨校学习祖国文化,儿子则让他到学校发电厂工作,把最脏、最累的老机器的维修改造任务交给他。祖孙三代虽然在一起吃饭,如果发现饭菜没吃完,就说是浪费,交代第二餐少煮些,结果厨工越煮越少,而儿孙越来越不敢吃饱。嘉庚先生“兴建广厦千万间,千万学士俱欢颜”,可他让国怀父子俩屈居在不及两米高的双坡顶故居阁楼间。直至逝世嘉庚先生所有的钱款和房地产全献给了国家,一分一毫,一砖一瓦也没留给子孙。

嘉庚先生曾说:“若重建住宅,所需不过二万余元(新加坡币),虽可办到,弟念校舍未复,若先建住宅,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。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这就是陈嘉庚这位国家公务员的参政理念。

 

(作者系厦门市集美区政协文史顾问 )

         责任编辑 韩真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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